建安，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，始于公元196年，终于公元220年。建安文学就是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。亦有学者主张，其时限，可上溯至曹操作《薤露行》的公元190年，下延至曹植去世的公元232年，建安文学打破了两汉近400年文学上的僵化、沉寂的局面，开创了一个被鲁迅称之为“文学自觉”的新时代。它那清峻通脱，悲凉慷慨的风格，被史学家们誉为“一代风骨、百世流芳”，而这个百世流芳的文学发祥地就是许昌。
我们说许昌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，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。众所周知，说及建安文学离不开建安文人集团，说及建安文人集团离不开“三曹”“七子”。正是因为曹氏父子的倡导和身体力行，以及以“七子”为代表的建安文人的积极创作，才铸成了建安文学的辉煌。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时序篇》中说：“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爱诗章；文帝以副君之重，妙善辞赋；陈思以公子之豪，下笔琳琅。并体貌英逸，故俊才云蒸。”钟嵘的《诗品》云：“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笃好斯文；平原兄弟，郁为文栋。刘桢、王粲，为其羽翼。次有攀龙托凤、自致于属东者，盖将百计。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矣。”而这个造成建安文学彬彬之盛的以“三曹”、“七子”为代表的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正是起始于许昌。
许昌，自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建都于此后，一时成为北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由于曹操选贤纳士，使得天下文人云集于此，荟萃于曹操麾下，形成一个文学中心。入幕最早的孔融，于建安元年(196)来到许都，被曹征为匠作大将。接着祢衡、路粹来许。建安三年(198)，阮瑀投曹抵许，表为司空军谋祭酒。建安四年(199)，杨修举孝廉，除郎中。建安五年(200)，应玚归曹操，并随操从许都出兵参与官渡之战。何晏亦于此时随母尹氏归曹操。建安六年(201)，丁廙来到许都。建安九年(204)，陈琳、徐干，刘桢归曹抵许，分别委为司空军谋祭酒、司空军谋祭酒掾属，建安十二年(207)，蔡琰赎归。建安十三年(208)，王粲归附曹操。从上可以看出，自建安元年至建安十三年，建安时期的著名文人大多数先后来到许都。这些文人才士，同曹氏父子一起，汇成了许都文人集团。正如曹植在《与杨德祖书》所云：“昔仲宣独步于汉南，孔璋鹰扬于河朔，伟长擅名于青土，公干振藻于海隅，德琏发迹于大魏，足下高视于上京。当此之时，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，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。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，顿八纮以掩之，今悉集兹国矣。”这些文人虽然很有才干，但以往却是独步一方，只有聚集到曹操麾下，确切地说是汇集到许都以后，才成为一个群体，才发挥出他们“兹国”的才华。事实正是这样，建安文人之于许昌，在帮助曹操治国治军和征战的同时，积极地进行文学活动，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。曹氏父子和建安“七子”的许多名篇佳作，都是在许都期间创作出来的。诸如曹操那首千古绝唱《短歌行》，就是建安初年在许都宴请宾客的酬唱之作。就“七子”来说，无一不在许昌飞扬过文采。据传，当年许都丞相府内有座高楼，曹操每当出征、班师回朝或逢重大国事活动之余，总要约请“七子”和其他文人来此聚会，饮酒畅怀，赋诗吟咏，故名“赋诗楼”。时人有“八方文思涌相府，七子才华付高楼”诗句以美其事。许都文人这种独特的文学活动方式，一直延至邺下文人集团。正是因为许都建安文人群体的积极创作活动，才有辉煌的建安文学和其峥嵘风骨，所以我们说许昌就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。
曹操父子和依附于他们的文人们都是汉末军阀混战的目击者，饱受忧患，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很深的感慨和同情。同时，他们政治上都有一定的抱负。加上政治领袖曹操对文学的提倡，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条件。从整体上看，“三曹”和“七子”的诗歌创作主要思想倾向是“忧时伤乱，悲叹人生短暂，渴望不朽的功业”。这三者结合在一起，正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所说：“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用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也。”但由于他们社会地位、生活经历、个人气质的不同，因而在共性之中又有不同的个性。曹操处于政治领袖的地位，他的诗文创作紧紧联系着政治、军事斗争，表现壮阔的胸怀抱负，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、古朴苍凉的风格，加上结构疏朗，语言质朴，故前人称“曹公古直”。曹操的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，这些歌辞虽沿用汉乐府古题，却并不因袭古辞古意，而是继承了乐府民歌“缘事而发”的精神，用乐府题目自做诗，反映了新的现实，如《薤露行》、《蒿里行》《苦寒行》《却东西门行》，还有一部分乐府诗则是表现了他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进取的精神，如《短歌行》、《观沧海》。另外游仙诗在曹操作品中也占有一定比例。但曹操的游仙诗主导思想是积极进取的，他慨叹人生短暂而不感伤人生无常，他企慕神仙而不高蹈遁道，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激烈矛盾的折光反映，如《秋湖行》等。曹操的诗极为本色，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用质朴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，所以宋代敖陶孙《诗评)说他“如幽燕老将，气韵沉雄”。从形式上看，曹操除善于五言诗以外，又长于四言，《短歌行》，《步出夏门行》俱为名篇。《诗经》以后，四言诗很少佳篇，曹操继承了“国风”和“小雅”的抒情传统，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，使四言诗再放光辉。曹丕、曹植兄弟，是建安作家集团实际上的核心，他们才华英发，诗赋散文各体皆能。曹丕诗歌清丽秀出，民歌风味较浓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，一是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归题材的作品很多，而且写得很好，其中《燕歌行》尤为著名。二是形式多样，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杂言无所不有。他还是一位文学批评家，他的《典论·论文》强调作家各有所长，反对“文人相轻”，提出了“文以气为主”的论点，注意到了作家的个性特点，并把文章看作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曹植的作品抒情性很强，“骨气奇高，词采华茂”（钟嵘《诗品》）。黄侃《诗品讲疏》又加上“不离闾里歌谣之质”。曹植的诗确实兼具这两个方面。具体地说，有五大特色：一是曹植的乐府诗都不是配乐演唱的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谓之“无台伶人，事谢弦管”。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。二是不单纯模仿民歌，而是加以适当改造，注入纯属个人的思想感情，如《美女篇》《吁嗟篇》等。三是结构大多颇为精致，很少平铺直叙。特别是开头，常常以几句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景色描写，渲染出特定的气氛，笼罩全篇，如《野田黄雀行》、《七哀》等。所以沈德潜说他“极工于起调”(《说诗晬语》)。四是“诗赋欲丽”。他的诗有鲜明的色泽，并且已较多的实用书面语，讲求华美、工整和刻画细致。五是较多的注意自然景物的描写，象《公宴》一诗就对后人影响很大。“七子”怀文抱质，各标其美。王粲是建安七子的代表，被誉为“七子之冠冕”，他的代表作有《七哀》二首，真实地描写了关中遭受战祸的惨状，可以说是一幅有声有色的难民图画。和王粲齐名的刘桢，也以诗歌见长，他的代表作是《赠从弟三首》，主要写个人抱负及志趣。陈琳和阮瑀则历来以文章著名。除散文以外，陈琳的《饮马长城古窟行》，阮瑀的《驾出北郭门行》，也是继承了汉乐府那种真实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的作品。
建安十八年（213），曹操被封为魏公后，许都文人陆续到曹操的封地邺城，并很快发展成为邺下文人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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